《水形物语》：权力，自诩文明的野蛮
在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国家中，“上帝已死”的信仰崩塌或信仰质疑命题常常出现在电影中，特别是在东欧、拉美等经历过政治与文化动荡的地区，这些拷问上帝、不解命运的影片更属常见。而对于曾是印第安人主宰的拉美世界而言，触及宗教信仰层面，除了质疑上帝，更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寻根——对泛灵的亲近。不管信徒与否，宗教信仰本身总能与一些普世的价值观相互联系，好比泛灵的另一层解读，可以是愚昧，也可以是敬畏，而一神的另一层解读，可以是文明，更可以是权力。《水形物语》自然是一个极致浪漫的童话故事，也是一个由种族平等、同志平等、阶级平等各方面交叉在一起的庞杂的关于平等诉求的故事，但从拉美沼泽地两栖人与参孙化身的保安长之间博弈的维度，还有吉尔莫·托罗这个从神话与宗教中源源不断汲取灵感的墨西哥裔导演身上，《水形物语》也能是一个展现文明与野蛮关系的文本。
一. 权力与文明的优越感
《水形物语》以美苏冷战为背景，除了形式上塑造与巩固一种紧张、压抑的叙事环境与氛围，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突出二战后被美苏支配的世界格局是一种权力争夺达到顶峰的状态。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一战后的华盛顿体系……世界史上的每一次大变革都是一次权力格局的更新，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亦不例外。对于金字塔顶端者，权力的附加值不只有对权力的更大欲望，还有优越感，政治的、文明的。政治优越感无需多言，而文明优越感，在保安长身上充分体现。他用一种极不屑的口吻耻笑着两栖人被南美当地的居民视为神灵。他在耻笑它，因为在他眼中它不过是个毫无还击之力的落水狗，它是不正常的，它唯一的价值就是被研究是否还具有额外的价值；他也在耻笑他们，因为他们是无知的，竟然膜拜这样一个怪物，将丑陋之物视为神灵。无论是两栖人还是当地人，保安长对他们的耻笑无疑抱有极大的优越感，这是文明对野蛮的优越、是先进对落后的优越，更是权力者的优越。
如果说世上还能有一种权力能够超越所有人，那么无疑，只有上帝之权。“上帝”，一个常常与救赎、博爱联系起来的形象，却也是极致权力的象征，凌驾在整个尘世凡界。“他”创造万物，命名万物，看透万物，恩赐万物，也惩罚万物。“他”欲造物，便有了万千世界，“他”欲毁灭，洪水便席卷而来，被宽恕的便存活，被偏爱的便荣耀。保安长口中念念有词的参孙，是上帝认可的士师，有着无限荣耀。保安长皈依上帝，他将自己视为参孙化身，渴望建功立业、荣耀归来。于是，在那层文明对野蛮的优越里，他不仅有国家层面赋予的权力，还有上帝赋予他的权力，那些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他自然待如蝼蚁。权力是等级链，也是传输链，《水形物语》的世界正是一个映射着“权力的野蛮”，以及“文明的野蛮”的世界，通过冷战背景从国家和宗教两个层面展现拥有权力者的优越姿态。
二. 文明与野蛮从不对立
结尾处，当保安长试图以武器了结两栖人的性命，后者却重新站起、毫发无损。然后，他惊恐地发出感叹——你真是个神。尽管从故事上来看，这个情节似乎透露着一种童话刚需的意味在强行圆满，但于我而言，他更是一次对保安长这个虔诚的上帝信徒的信仰冲击，并且这一刻，最为戏剧化的不是两栖人无可匹敌的自愈设定，而是他从权力链的最底端一刹那跃上了顶。
不管两栖人是什么样的生物，《水形物语》里的权力者，为了牵制敌方，枉顾生命，这本身就是一种杀戮。而片中各种各样的歧视与主导，内核也都是权力者压迫并试图控制他人。人类用文明与野蛮来区分自己与野兽、辨别原始与现代，告诉世人落后的不可取、先进的幸福。但什么是文明？拥有了知识？褪去了兽性？学会了控制欲望与压抑本能？如果文明的终点是先进、是体面，是把所有的丑陋细细遮蔽，是学会找正当的理由作恶，那么文明不过是野蛮的面具，是权力的武器，影片传达的是他们从不对立。
作为一个爱情故事，《水形物语》最动人的莫过于无言沟通的真情，它所指向的精神世界的合拍与孤独者的共鸣似乎又架起了一个乌托邦，但我认为它其实是个看透了人类大同、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尽管托罗完成了这爱情童话最传统也最美好的最后一笔，它依旧是以“远离”为代价的。正如影片尽管抗议了所有的不公，最终也只是铲除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保安长，但真正的权力掌控者，还能够得到千千万万的参孙。“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无论女主角与两栖人是否还有更深的渊源，他们作为分别无声的独立的个体，以及共同实现的这段无声的爱恋，都是一种最无力也最有力的反抗，反抗的是权力者自诩文明的野蛮，是这个野蛮的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与宗教信仰危机相应的是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恶意与敌意取代了交流与理解，唯有爱、唯有博爱能够拯救这真正的文明失落，而这无言与超越物种的爱情，正是博爱、交流与信任的理想状态，无声，是影片反抗野蛮的致命武器。
